小桃亂說話

  (要做什麼?怎麼做?可以想清楚嗎?) 針對資料調閱、數位偵查及新技術應用，涉及敏感的人權保障與法律程序問題，但從現行法規體系與國際執行經驗來看，需具有明確的法源依據才具政策可行性。 一、背景說明 隨著數位科技發展，數位犯罪行為日趨猖獗，包括網路詐欺、駭客入侵、網路恐怖主義等威脅不斷演進，對治安造成重大挑戰。傳統警政機關偵查手段（如電話監聽、資料調取）在面對高度加密通訊、匿名網路（如暗網）以及跨國犯罪團伙時效能受限。執法單位亟須引入新興技術強化偵查能力，以深度封包檢測（Deep Packet Inspection, DPI）為代表的網路數據流量分析工具因其能深入解析封包內容的功能，受到重視。 DPI技術功能與爭議：DPI可在網路資料封包通過檢測點時，分析其內含的資料及協議資訊，以識別惡意程式碼、網路攻擊跡象或特定通訊內容。對警政應用而言，DPI有助於攔截網路犯罪通信、過濾不良資訊並追蹤可疑流量來源。然而，DPI涉及檢查使用者通信內容，隱私侵害及合法性爭議隨之產生。一方面，DPI被網路管理者視為重要工具，可攔截病毒、垃圾郵件及異常流量；另一方面，多年來關於網路中立及隱私權的爭議不斷，有民權團體擔憂 DPI 可能被濫用，使網路服務提供者從「管道擁有者」化身為「資料掌控者」。事實上，DPI技術的應用相當敏感，隱私權及網路中立倡議組織均反對對DPI的濫用。因此，在治安效益與法律授權、公民自由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推動 DPI 政策時不可迴避的課題。 台灣法律目前對於通訊監控與個人資料保護有明確規範。除依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人民隱私通信自由，以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非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之必要，不得對人民通訊進行監察。就算因偵辦犯罪確有必要執行通信監察，亦須遵守必要範圍及最小侵害原則。該法並明定僅限重大犯罪經司法機關向法院聲請核發通信監察書，方可對特定嫌疑人施以監聽。通信紀錄與使用者資料也需法官核發調取票方得調取。這表示我國對於通信內容與元數據（如發話時間、IP位址等）皆以嚴格法定程序保護，防止未經授權之監視。再者，個人資料保護法將個人通信所涉資料視為個人資料，要求蒐集、處理須有特定合法目的並符合比例原則。 我要說什麼?在臺灣現行法律體系下，並無明確法源授權警政機關大規模部署 DPI 進行網路監控。 二、國際案例分析 (以下僅為部分例示，非為完整項目，可能有偏誤) 國...

公共政策十堂課的第二點五堂，延續之前的長文，來個例子好了。 不是每個工具都能用，從打擊詐騙談政策目標與政策治理工具 如同之前提過的，空中瑜珈的穩定從不是來自動作繁複，而是核心發力，姿勢正確。當然可以單手懸掛、翻轉、旋轉，然而動作的前提，是布掛好、核心啟動、重力依循軸線發力。若掛點未定、重心漂移，再怎麼出力也只是徒勞，甚至面對重力加速度，掉下布。 政策治理亦然。政策工具不是選單、不是列表、不是技術堆疊的總和，而是一組制度性的結構回應。必須對準目標核心，嵌入制度權責框架，產生穩定的回應張力。若這些條件未備，再多工具也無法撐住政策；再大願景，只會懸空卡住，不太可能有優美的空中芭蕾。 所以當我們已經辨識出問題、進入制度，然後必須設定目標、選擇工具時，該如何判斷：所選目標，制度承接得住？所選工具，能支撐住張力？若無法，我們該如何重新設計，讓制度可以承瘦得住治理目標與企圖？ 一、打詐真的不是努力不夠 現在，「打擊詐騙」是最容易產生社會共識、最具政治正當性的政策命題。假交友、假投資、假親人、假檢警，影音偽造、境外詐騙集團、詐騙產業化等等，詐騙的行動速度遠比法規、政策與平台責任追究快得多。 政府做了很多事：金融機構臨櫃關懷、通訊監理強化門號審查、警政機關打擊車手、教育部宣導教材、165平台、NCC與電信商封鎖訊號來源。治理工具都在努力，詐騙案件並未趨緩，詐騙語言持續演化，媒介持續轉換，社會信任似乎越來越薄弱。 不是沒有努力，而是所有努力似乎效果不夠，在不確定真正問題的時候必須先治標，開始啟動所有工具；空中瑜珈布都沒掛平，就試圖旋轉動作。如同上一堂說過的，治理不是做越多越好，而是做對位置才有張力。 二、未能根治問題的可能原因 （一）目標虛化 ：當治理目標被設定為「提升警覺」、「降低案件」、「增加查緝量」，這些語言雖可以解決部分問題，但無徹底解決問題。治理的制度無法承接抽象情緒，無法操作模糊期望。沒有可操作機制，無從進入預算、監督與制度記憶。這種目標只能成為政治語言，而不是治理可期望的工具。 （二）工具泛用 ：當工具被視為回應壓力的手段，政策就會進入「工具攢堆」的假象繁榮。多做一些宣導、多佈一些警力、多通過幾個法規，這些舉措若沒有精確對準問題，就無法構成治理張力。政策行動會陷入躁動：做很多，卻不穩；花很多，卻無感。 （三）權責錯配 ：治理的核心是責任、風險與資源的穩定平衡。當通訊平台被...

Lesson 2.5 of Ten Lessons in Public Policy This is a continuation of previous essays in this series—Lesson 2.5 presents a case. Not every tool works. Let us examine how anti-fraud governance reveals the deeper alignment between policy goals and policy instruments.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stability in aerial yoga does not come from elaborate poses, but from core activation and structural alignment. Yes, one can hang with one hand, rotate midair, or invert—but only if the cloth is firmly hooked, the core engaged, and gravitational tension channeled along a stable axis. If the anchor point is unstable, or the center of mass drifts, no amount of strength can hold the posture. One falls. Policy governance is no different. Tools are not menus, not checklists, not an accumulation of technical fixes. They are structure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hey must align with policy intentions, embed within defined responsibility frameworks, and produce sustained governance tension. Without such alignme...

  一、制度作為懸掛的力學系統 不是制度撐不起來，而是問題的位置，從一開始就放錯了。 不是沒有出力，而是力道落在了錯誤的結構節點上。 人們總以為公共政策分析是技術性的工程：診斷社會問題、設定政策目標、選擇最合宜的工具。預設了「靜力學式制度觀」：制度似乎是工具箱，是鋼筋結構，是可以被架設、擴充與維護的外部支架。但在現實治理中，制度其實更像是 張力場 ——並非靜態容器，而是充滿懸浮、錯位與重新發力的力學結構。 就拿空中瑜珈比喻吧。若我們將身體倒掛於布條中，四肢與地面脫離接觸，最直覺的反應是：抓緊、撐住、抵抗重力。於是雙手死命拉扯布條，看似安全，實則搖晃不止，甚至全身失序旋轉，因此：空瑜不優美做不了動作，真的不是不夠用力，而是將力用錯了位置——尤其是 核心沒有啟動，身體便無法回到力的中線 。 制度亦然。當治理系統因問題而晃動，往往急於補強：設新單位、加新預算、擬定新法規。但若問題未對準核心張力的節點，一切都將治標不治本，如同做空瑜時死命用力抓布，卻無法止住制度晃動。問題若未進入制度重心，任何政策介入都將淪為邊陲性出力，效果短暫，張力散逸。 「政府究竟要處理什麼問題？」真正意義，不是描述現象，而在於釐清制度定位，確認制度 可承接多少張力，與力量的來源 。釐清問題目的是定位治理結構，錨定制度張力網的技術。 可以從日常感受進一步理解這現象，膝蓋疼痛，往往不是膝蓋本身的問題。根源可能是髖部肌力失衡、骨盆前傾、核心無力、甚至足弓坍塌所導致結構代償。若只針對膝蓋本體施壓、注射、開刀，解決的只是痛感，而非源頭。施加錯誤力量，往往可能加深錯位，擴大破壞。 公共問題亦是如此。當問題被誤放在錯誤的治理節點上，制度便無從承接。政策因而疲於奔命、資源錯配、責任錯置，最終導致結構性失穩。這不是技術上的失誤，而是 問題定位上的錯亂 。在錯的地方出力，結果只能產生短期代償與長期崩解。 治理的穩定，不僅靠施力，而是靠施力在正確的位置。如果無法解決問題，往往不是用得不夠力，而是用力的地方，從一開始就不該承受這些張力。 因此，制度分析的真正起點，不在於工具選擇，也不在於需求盤點，而在於這一個問題： 我們是否真的找到了制度可以懸掛這個問題的位置？ 就像空瑜的時候，如果核心未收緊，在空中晃動的不只是身體，政策現場中搖擺的，是整個制度結構的重心。當核心未啟動，制度不僅無法支撐，更無法收束其自身的裂縫。 二...

（This is the content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my public policy course—thank you all for your patience, as it is admittedly a bit lengthy.） Institutions as Fields of Tensional Suspension It is never that the institution fails to support—it is that the problem was misposition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failure lies not in the absence of force, but in its misapplication upon the wrong structural node. Public policy analysis is often mistaken for a technocratic exercise: diagnose the issue, set objectives, select the optimal tool. This view presumes what might be called a static-mechanical understanding of institutions—as if they were toolkits, scaffolding, external frames capable of bearing added weight so long as they are properly reinforced. But real-world governance does not unfold in such a gravitational vacuum. Institutions are not fixed supports; they are dynamic tension fields—zones of misalignment, suspension, and force redistributions. Aerial yoga offers a precise metaphor. S...

  何謂「公共問題」 身為空中瑜珈愛好者，身體被柔軟卻堅韌的布吊掛於半空，雙腳離地、臀部騰空、骨盆懸空，整個人浮在半空。對某些人而言，這是一種熟悉的感覺，對許多人而言，卻令人懼怕。原因在於，沒有地板可依靠，沒有重力讓人判斷位置，只剩下布條的張力與身體本身的反應。必須調整軀幹配置，感受何處應該出力、何處應該放鬆，否則無法到位，甚至可能旋轉、傾斜或墜落。不只是疼痛，更是在掉落瞬間感受到的「重力失序」焦慮。若死命抓住布，則所有動作都將無法展開。要優雅地完成空中瑜珈，前提在於：平衡必須主動建立。 制度亦然。制度並不會自然生成，也不會自動穩定地「接住」每一個私人問題或社會問題。它更像是一套布條懸吊系統——必須主動找到與其連結的位置，調整進入姿態，制度才可能承接所處的狀況。 因此，本文從身體經驗出發，探討在公共政策中，何謂「公共問題」。並非所有問題都能進入制度，制度也不會自然回應所有呼喚。所謂的問題，其實是制度選擇性承接的成果。 一、不是每個問題，都能成為政策問題 「問題，應該被處理」這類直觀說法時常出現。然而，制度參與者或設計者須具備一項基本判斷力：不是所有問題都等同於政策問題；並非所有現象都有可依據的處理制度，也並非所有社會困難都可轉化為公共政策的對象。 問題能否進入制度，取決於其是否具備特定條件。例如：是否涉及公共資源、是否存在市場失靈、是否關聯特定治理責任，或是否具有足夠的風險外部性，影響社會整體。這些都是制度承接「問題」的前置條件。以青年無法負擔房租為例，這是一項社會現象，但僅當其被定義為「制度責任未及」或「市場機制失衡」時，才會被納入政策討論。若問題仍停留在個人選擇或生活型態層次，制度便不一定具備介入的正當性。 制度能夠處理的問題，從來都不是「最痛的」，而是「最可被轉化的」。這並非不公平，而是制度介入的條件與限制。制度必須劃定界線，才能執行責任，也才能正當配置資源。 空中瑜珈初學者常面對一項挑戰：身體某個部位壓力特別大，緊張之下容易喊出「好痛！」、「我不敢！」教練卻不會立即對應該處加以調整，而是先確認整體姿勢是否正確，是否能感知骨盆位置、重心是否平衡、呼吸是否流暢。不是最痛的地方就需要處理，痛點也不必然等於問題點。真正需要調整的，往往是張力關係的重新配置。這是一種從「痛感導向」轉向「支撐關係」的思維。空中瑜珈所處理的，是協調性的缺口；制度亦然，所介入的，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