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準問題，可以嗎？

公共政策十堂課的第二點五堂，延續之前的長文，來個例子好了。

不是每個工具都能用，從打擊詐騙談政策目標與政策治理工具

如同之前提過的，空中瑜珈的穩定從不是來自動作繁複，而是核心發力，姿勢正確。當然可以單手懸掛、翻轉、旋轉，然而動作的前提，是布掛好、核心啟動、重力依循軸線發力。若掛點未定、重心漂移，再怎麼出力也只是徒勞，甚至面對重力加速度，掉下布。

政策治理亦然。政策工具不是選單、不是列表、不是技術堆疊的總和，而是一組制度性的結構回應。必須對準目標核心，嵌入制度權責框架，產生穩定的回應張力。若這些條件未備，再多工具也無法撐住政策；再大願景，只會懸空卡住，不太可能有優美的空中芭蕾。

所以當我們已經辨識出問題、進入制度，然後必須設定目標、選擇工具時，該如何判斷：所選目標，制度承接得住？所選工具，能支撐住張力？若無法，我們該如何重新設計，讓制度可以承瘦得住治理目標與企圖？

一、打詐真的不是努力不夠

現在，「打擊詐騙」是最容易產生社會共識、最具政治正當性的政策命題。假交友、假投資、假親人、假檢警，影音偽造、境外詐騙集團、詐騙產業化等等，詐騙的行動速度遠比法規、政策與平台責任追究快得多。

政府做了很多事：金融機構臨櫃關懷、通訊監理強化門號審查、警政機關打擊車手、教育部宣導教材、165平台、NCC與電信商封鎖訊號來源。治理工具都在努力，詐騙案件並未趨緩，詐騙語言持續演化，媒介持續轉換，社會信任似乎越來越薄弱。

不是沒有努力，而是所有努力似乎效果不夠，在不確定真正問題的時候必須先治標，開始啟動所有工具；空中瑜珈布都沒掛平，就試圖旋轉動作。如同上一堂說過的，治理不是做越多越好，而是做對位置才有張力。

二、未能根治問題的可能原因

（一）目標虛化：當治理目標被設定為「提升警覺」、「降低案件」、「增加查緝量」，這些語言雖可以解決部分問題，但無徹底解決問題。治理的制度無法承接抽象情緒，無法操作模糊期望。沒有可操作機制，無從進入預算、監督與制度記憶。這種目標只能成為政治語言，而不是治理可期望的工具。

（二）工具泛用：當工具被視為回應壓力的手段，政策就會進入「工具攢堆」的假象繁榮。多做一些宣導、多佈一些警力、多通過幾個法規，這些舉措若沒有精確對準問題，就無法構成治理張力。政策行動會陷入躁動：做很多，卻不穩；花很多，卻無感。

（三）權責錯配：治理的核心是責任、風險與資源的穩定平衡。當通訊平台被動接受警政請求，卻未被納入法定流程；當學校被要求擔負宣導，卻無系統支持與跨機關連結。治理工具被啟動了，但承接風險制度與後面的支援系統不存在，因此整個制度不完整有缺憾。

企業平台不在制度義務內，行動靠配合意願；政府部門彼此缺乏協調，造成預警無法成系統、資料無法共享、查緝無法跨域。制度不是沒有意圖，而是沒有章法，結果就是：每個人都在動作，但沒有人對焦。

三、什麼才是一個制度可以承接的目標？

治理目標不是理想敘述，而是一種制度工程。它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比方說，「建立黑名單帳戶通報與凍結API機制」、「建置平台共用之詐騙關鍵字資料庫」、「導入企業內部防詐指引等制度」，這類目標算是具體目標、具體可行、可持續、可被制度吸收。

四、工具不是選項，而是制度語法的轉譯體

政策工具不只是用來處理問題的手段，更是與責任相連。當某個治理工具啟動時，等於在制度裡開始動作。若這個工具沒有「可被制度語言理解、可被權責結構承擔、可被資源系統吸收」這些特性，那它再強也只是空轉。

五、英國的前移治理：從查緝到防責

2023年英國通過經濟犯罪與企業透明法案，個人偏見最具制度性的設計是「未能防止詐騙罪」（Failure to Prevent Fraud）。不是加重處罰，而是要求企業建立可證明存在的防詐制度，若未盡合理預防義務，即構成刑責。這代表治理邏輯從結果懲罰轉向行動預防，從國家單向打擊轉為制度責任共構。

這項制度重新設計了責任：不問「你有沒有做壞事」，而是問「你有沒有建立制度來預防壞事」。治理不再是國家一端的壓力承擔，而是分散到企業治理結構、風險自證、工具自組、責任內建。是一種現代治理的語法轉換：從被動反應，進入前移設計；從結構單點，進入聯動。

六、治理從不在於多，而在於準

空中瑜珈教我們，動作的完成不是因為你出多少力，而是你是否對準結構。制度亦然。政策從不在於做了多少事，而在於做的事是否落在正確的語義位置上。

政策失靈的本質，從不是努力不夠，而是：問題沒對準、目標無定位、工具未契合、責任未承接。

小桃亂說話